twycc –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作者:twycc

COP24

【COP24 會議…

文/柯建佑

到頭來一場空(?)的「促進性對話」(Talanoa Dialogue)

Talanoa Dialogue 自 2017 年 COP23 結束後就一直是眾所矚目的焦點。
這個機制最初是在 2015年 COP21 的決議文中明定在 2018 年舉行,讓各國能藉此對話去回顧各國對控制全球升溫在 1.5°C 和 2.0°C 之內所做的努力,並希望能夠將其結果回饋到預計在 2020 年發表的 「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ubution, NDC)。

在 2017 年 COP23 的高人氣主席斐濟總理 Bainimarama 的主持下,條文中的 facilitative dialouge 被賦予了斐濟語的新的名字 — Talanoa Dialogue,帶有平等、公開與建設性的意味,希望透過這樣的對話,促使國家上位者去提升與落實 NDC 的承諾,並特別針對各國在 2020年以前的作為(pre-2020)邀請對話與分享。有趣的是,在 COP21 原來的設定中,「促進性對話」僅針對各國而設,但斐濟總理卻在 COP23 的決議中涵括了非國家的利害關係人(non-Party stakeholders)一起提交他們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除此之外,IPCC 的 1.5°C 特別報告(SR15)的溝通也被劃定在 Talanoa Dialogue 的範疇中,希望藉此機制來協調各國對於這份報告的理解。

Talanoa Dialogue 的運作圍繞著三個核心問題(central question):

1. Where are we?
2. Where do we want to go?
3. How do we get there?

各國與各方利害關係人要根據 IPCC 所提出的最新科學報告去提出自己對氣候變遷的看法與故事,並在 2018年五月以前提交給 UNFCCC。在各方提交報告後,UNFCCC 官方會將其統整,並產出一份綜合性的報告(synthetic report),作為 COP24 期間高層政治對話的參考。

TWYCC 的夥伴們十分看重這次 Talanoa Dialogue 的成果。由於其精神包含了多元價值的尊重與如何推進氣候行動,和 TWYCC 一直以來的倡議十分貼近。在 TWYCC 代表團出國前也曾舉辦了兩場內部的 Talanoa Dialogue 來討論團隊的方向。這次出國觀察的重點也希望能夠汲取國際上舉辦 Talanoa Dialogue 的經驗,將其帶回台灣社會。

在 COP24 會議現場, TWYCC 的夥伴們除了積極的參與各種有關的活動、線上追蹤閉門的高層圓桌會議(high-level round table),也跟隨青年 NGO 社群(YOUNGO)一起追蹤官方 Talanoa Dialogue 的進度,甚至自費參與會議期間非官方的 Talanoa Dialogue 收費活動。

然而 TWYCC 的夥伴追蹤 Talanoa Dialogue 的過程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失望。

在一場由秘魯非政府組織 Proyecto Talanoa Perú 所舉辦的 Side Event 中,來自秘魯、海地、墨西哥、瑞典的青年,分享 2018 年在各自的國家舉辦的 Talanoa Dialogue,運用 Talanoa 的精神,促進從地方、地區、國家、甚至國際層級的氣候行動。在 COP24 第二週的首長 Talanoa 圓桌會議中,代表環境、原住民、企業、地方政府、青年等組織的不同聲音,獲得了與各國首長彼此分享並討論氣候行動的機會,讓氣候變遷議題下的不同角色都能被聽見。

但是在這一片充滿希望與美好話語的儀式之後,一年多來被寄予厚望的 Talanoa Dialogue 就這樣在掌聲中結束了,留下的只有一份呼籲氣候行動的結論 ”Talanoa Call for Action”。顯然大部分與會的決策者們,都認為這樣的呼籲已經達成 Talanoa Dialogue 促進各國提升 NDC 的目的,然而現場的青年們期待看到的,是 Talanoa Dialogue 的過程反映在巴黎協定規則手冊/ 巴黎協定工作計畫中,透過條文實質幫助各國提升 NDC。

即使 Talanoa Dialogue 在聯合國的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世界各國的氣候行動者將延續 Talanoa 的精神,持續以平等、公開與建設性的方式,問著世界「Where are we」、 「Where do we want to go」,以及「How do we get there」。

表面和平的「全球盤點」機制

「全球盤點」Global Socktake,就如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由 UNFCCC 主導清點各國氣候變遷政策的執行。《巴黎協定》的特色除了強調「由下而上」的自主行動,各國「五年為一期」的提交「國家自定貢獻」(NDC)也是一大特色,而每五年的檢視、督促各國所提交的報告的機制,就是「全球盤點」最重要的任務,也是COP24 最重要的討論之一。

這次會議「全球盤點」是被安排在 APA 1-7 會議中的第六項議程(agenda item 6)。在 COP24 之前,UNFCCC 已在波昂 APA 1-5 與曼谷 APA 1-6 會議中協同各國代表初步架構出了「全球盤點」的文件雛形:以「形式(Modality)」與「入列來源(Source of Input)」為主要討論方向。

在「巴黎協定規則手冊」中,「全球盤點」的內容包含「形式(Modality)」與「入列來源(Source of Input)」
APA 1-7 文件草稿 https://goo.gl/LeV2yD


「形式」篇章制定了機制的執行方式:

A. 資訊蒐集與預備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eparation
又作「準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為蒐集必要資訊的前提與準備工作,例如硬性規定各國必須在減緩、調適與資金上作必要的揭露,也明定 UNFCCC 秘書處必須規劃一個線上平台,讓各國可以線上提交資訊,並定期舉辦會議線上轉播(webinar)。

B. 技術評估  Technical assessment
又作「技術階段」(technical phase),分析各國執行的計畫是否有累進性(collective progress),與是否能達到《巴黎協定》的長期目標(即控制 21 世紀末升溫在 1.5°C 或 2.0°C 以下)。這部分可以說是整個「全球盤點」的心臟,由 SBSTA 與 IPCC 成立聯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在盤點分析各國所提交的資訊,並透過「技術性對話」(technical dialogue)給予各國回饋。此外,文中也規定「技術性對話」必須具公開性、包容性、透明性與促進性(open, inclusive, transparent and facilitative),並以最新的科學報告為依歸。

C. 衡量產出  Consideration of outputs
又稱作「政治階段」(political phase),將根據「技術性評估」結果與各國充分討論。 CMA 與其他附屬機構的主席將透過高層會議(high-level event,各國部長層級的會議),在遵守「國家自主原則」(nationally determined manner)、辨識各種機會與挑戰,和盤點必須釋出的政治訊息之後,協助各國提升氣候行動的目標,讓下一期的 NDC 更具有野心。

「全球盤點」機制的預期進程 (點擊看原圖)


「入列來源」則是列舉了 UNFCCC 在執行盤點時可以列入的資料。除了要盤點各國先前所提出的 NDC 與其執行內容,也會將各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冊(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 NIR)、國家通訊報告(National Communication)與各種調適、減緩以及氣候資金的資訊納入盤點過程。除了各個國家政府所提供的資訊,「全球盤點」也會採用區域性、甚至非政府組織(non-party)所提供的資訊作為盤點依據。

UNFCCC 官網上的檔案庫,各國需要提交許多不同的資訊讓 UNFCCC 秘書處能夠掌握全球氣候行動的進展 https://unfccc.int/documents


雖然現在對於「全球盤點」機制最後的產出尚無明確的定義,但根據文件中不斷地強調「衡平」、「問題辨識」與「政治訊息」。筆者推測,屆時有可能會是由 UNFCCC 針對每個締約國或國情、社會經濟情況相似的締約國集團給出個別的 NDC 調整建議書,讓各國能夠根據其內容更新 NDC。

和其他許多議題相比,APA 1-7 會議中「全球盤點」的討論著實和平許多,可能也是因為「全球盤點」並不是迫在眉睫的議題,機制的啟動最早要待 2022 年中才會有第一次的資訊蒐集,而且目前的文件中也沒有直接要求國家提供資金,或是限制碳排放。然而可以預期的是,到時候在執行「資訊蒐集與預備」時很可能又會上演特定國家不願意公開關鍵資訊,在「技術評估」討論中又會有國家對大會對「衡平」原則的執行有意見,也可能會有如美國川普和巴西波索納洛等極右派民粹領導人崛起,拒絕大會所提出的建議。

在 COP24 將結束時,德國與挪威承諾將提供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雙倍的資金,對牛步的談判進度釋出強烈的政治訊息
圖片來源 https://goo.gl/V6MRg5


「全球盤點」,甚至是整部《巴黎協定》並非解救人類免於氣候變遷的萬靈丹,在 2017、2018 年數場會議的冗長討論中所確立的「規則手冊」若沒有國家願意認真執行也是白費功夫。事實上,機制與規則僅提供了各國一個框架,一個各國同意共同妥協與承擔的「程序正義」。而真正要國家落實他們在《協定》與「規則手冊」中被賦予的任務,則是有賴廣大公民的監督。畢竟在氣候災難來臨的時候,沒有人是局外人,但位在決策位置的掌權者大都有能力因應極端氣候災難,因此我們更應該在承平時候向他們爭取,並鼓動社會大眾一齊走向一個更永續、更韌性的未來!


COP24

【COP24 會議…

文/柯建佑

封面照來源(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6582954


2018 對《巴黎協定》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年。

2015 年第 21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21) 除了通過《巴黎協定》本文,當年會議的第一號決議文 (1/CP.21) 也規劃了 UNFCCC 締約方在後續數年應達到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決定成立「巴黎協定特設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Paris Agreement, 簡稱 APA),並且在 2016 年必須開始 APA 的會議,而締約方大會的兩個附屬機構 SBSTA 與 SBI 則必須籌備 2016 年 COP22 期間要召開的「巴黎協定締約方會議」(簡稱 CMA)。

COP21第一號決議文 (1/CP.21) 中關於《巴黎協定》通過後的談判進程


在 1/CP.21 決議文中,CMA 會議被要求在 2018 年產出《巴黎協定》的「架構、步驟與指引」(modalities, procedure and guideline),這是因為《巴黎協定》洋洋灑灑共 29 個條文 (Article)中,雖然不斷強調減少碳排放、增進調適能力,卻沒有實質上的規定各國「該怎麼做」,也未提及國際上「如何協作」。

舉例來說,專門討論「減緩碳排」(mitigation) 的第四條,《協定》條文雖點出了需要遵守「衡平」(equity)、「永續發展」等原則,卻未明定原則的內涵;條文要求各國盡快達到碳排高峰並盡早開始減少排放,卻未提供明確時間。我們甚至可以說《巴黎協定》的「宣示性」遠大於其實質的行動意義。

以上與協定的執行相關的種種問題,其實都被 1/CP.21 要求在2018年的 COP24 產出執行方法,而上述的「架構、步驟與指引」內容,後來也被人們稱做「巴黎協定規則手冊」。

COP24 前哨戰:巴黎協定工作計畫 PAWP

如前所述,總共 29 個條文的《巴黎協定》僅為世界對抗氣候變遷給了一個方向,還未能讓各國能夠有效地採取行動。簽署後的兩年,各國開始意識到談判進度日益膠著,人們對《巴黎協定》的質疑聲浪也愈來愈高。

2017 年的 COP23,在斐濟總理 Frank Bainimarama 的主持下,大會將《協定》與 1/CP.21 分類成數個有關執行層面的子議題,並將其稱為《巴黎協定工作計畫》(Paris Agreement Work Proramme, PAWP)。

PAWP 所包含的內容如下:

  • 《協定》第四章與 1/CP.21 第 22 – 35 條(減緩)
  • 《協定》第六章與 1/CP.21 第 36 – 40 條(國際減量合作)
  • 《協定》第七章與 1/CP.21 第 41, 42 與 45 條(調適)
  • 《協定》第八章與 1/CP.21 第 47 – 51 條(損失與損害機制)
  • 《協定》第九章與 1/CP.21 第 52 – 64 條(資金機制)
  • 《協定》第十一章與 1/CP.21 第 81 條(能力建構)
  • 《協定》第十二章與 1/CP.21 第 82, 83 條(氣候教育)
  • 《協定》第十三章與 1/CP.21 第 84 – 98 條(透明度框架)
  • 《協定》第十四章與 1/CP.21 第 99 – 101 條(全球盤點)
  • 《協定》第十五章與 1/CP.21 第 102, 103 條(遵約機制)
  • 其他《協定》履行相關事項
《協定》文本與 1/CP.21 簡體中文版


這些子議題大都被締約方大會(COP) 與其附屬機構 APA、SBSTA 和 SBI 分頭進行,並在部分議題互相協作,目標是在 2018年底的 CMA 會議上能夠在部長等級的各國談判代表會議上,提供一份相對成熟的決議草稿,加速談判的進行。

(何謂一份「相對成熟」的決議草稿?請參見 這篇這篇

PAWP 所包含的子議題與分工,詳見 COP23 決議文附件 1/CP.23


似乎是為了給談判代表更多參與的彈性 (或是更多的壓力),大會特別在 2017年的決議文 1/CP.23 中明定了必須將 PAWP 的工作進度於網路上更新,讓各締約國 (Parties) 與 非國家利害關係人 (non-Parties stakeholders) 能夠更輕易的追蹤計畫的進度。

2018年 UNFCCC 公布並隨時更新的 PAWP 進度追蹤表


然而,縱使 UNFCCC 秘書處與斐濟總理費盡了心思,被賦予重任的 APA、SBSTA 與 SBI 卻未能在 2018年中的波昂期中會議(Bonn Session)如期產出令人滿意的決議文草稿。雖然草稿並非如決議般的有決定性,每次草稿談判的更新卻都能夠影響未來的談判方向,甚至最後的決議文面貌。因此各個談判集團(bloc)為了能夠在最終的談判中取得較有利的位置,可說是用盡了全力。

在各國無法達成共識的壓力之下,UNFCCC 秘書處只好宣布在九月於泰國曼谷舉辦一次特例的補充會議(Bangkok Session)追趕談判進度。後來雖然曼谷會議的結果仍不盡如人意,卻也只能硬著頭皮將剩下的工作帶進年底的 COP24 了!

(可以參考曼谷補充會議追蹤的系列文章, #1 #2 #3 #4 #5 #6

(關於談判集團的組成與立場,可以參考 這篇這篇


COP24:見證 PAWP 的結束與紛亂的 CMA

在曼谷補充會議之後,國際上又經歷了全球氣候行動高峰會(GCAS)與綠色氣候基金理事會(GCF board meeting),多了幾分宣示文件。而由斐濟總理 Bainimarama 主持、用來歸納全球各方利害關係人減碳「故事」的 Talanoa Dialogue ,原本預計是要回饋到《協定》的減緩策略,在蒐集了上百份各方提交的文案後,卻也格外的無聲無息。

為了承先啟後,COP24 的重點有三:

  1. 產出一個強而有力的「巴黎協定規則手冊」(Paris Agreement rulebook)
  2. 展現各國對於 2020 年新版 NDC 的企圖心
  3. 解開僵持不下的氣候財務 (climate finance) 的困境

而TWYCC 代表團這次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在氣候會議的現場追蹤真槍實彈的談判,蒐集「全球盤點機制」 (Global Stocktake) 與「促進性對話」 (Talanoa Dialogue) 的談判過程與結果,並回饋到 TWYCC 在台灣的 GST 三年計畫,成為在國內進一步行動的養分!


COP24

【COP24 正經…

撰文/ 柯建佑

「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 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於 COP24 預定產出的一項重要機制。

由於氣候變遷並不是短時間就能夠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很難在一個計畫中就規劃完整的氣候行動。因此,能反映出短程、中程等各階段計畫的氣候政策執行、監測與評價框架,能夠使國家的氣候行動延續,並且愈來愈有企圖心,就顯得相當務實且重要,這就是全球盤點機制的最重要目標。

在《巴黎協定》的要求下,各個國家每五年提出自己的「國家自定氣候貢獻」(Nationally Detemined Contributions, NDCs),並在五年期間執行。聯合國則是根據「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 的方法檢視告國執行的成效,並敦促各國的計畫愈來愈進步!今年談判的重點,便是希望能夠定案「巴黎協定規則手冊」(Paris Agreement Rulebook),讓各國在執行減碳、訂定新的NDCs目標時能夠更有所依據,國際間的資金、技術援助也更有制度。而規則手冊中「全球盤點」機制的討論,是今年 TWYCC 代表團追蹤的重點項目。

在 2015 年《巴黎協定》通過的時候,各國也陸續向 UNFCCC 秘書處提交了自己的NDC。然而當年因為僅通過了協定本身,並未有足夠的細節指引,各國的 NDC 撰寫標準其實僅是自由心證,並未有效達到國際協作。2016 年 6 月,一篇刊載在 Nature 期刊的研究 “Paris Agreement climate proposals need a boost to keep warming well below 2 °C” 指出,當前《巴黎協定》締約國所提出的 NDC 內容並無法達到《協定》所規定的 1.5°C、2.0°C 的目標。不僅如此,IPCC 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的《1.5°C 特別報告》(SR15) 中,更明確指出我們距離升溫 1.5°C 僅剩下 12 年的時間了!各國如果今年如果無法對 NDC 的制定與執行有明確的共識,全球升溫控制的目標也將更加渺茫。這也是為什麼今年的COP 大會被稱為自 COP21 巴黎會議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

「全球盤點」機制目的便是要檢視各國的 NDC,並且讓下一次的 NDC 做得愈來愈好。為了達成目標,並且能讓世界各國心甘情願地執行,機制本身需要顧慮到一些重點:

1. 衡平 Equity

相較於公平 (Equality),衡平 (Equity) 含括「起跑點平等」的意味。由於各國的發展狀況不盡相同,開發中國家政府希望在減碳的同時也能夠兼顧經濟發展,仍將造成大量碳排的能源做為發展選項,例如目前公認的暖化元兇「燃煤發電」,即為開發中國家仍偏好採用的能源選項。雖然因應氣候變遷的減碳責任為全球共同承擔,國家在對抗氣候變遷的國際合作中仍維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的共識,亦即已開發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為了國家發展,造成大量的歷史碳排,當前已開發國家所採取的減碳作為與目標,若一體適用於開發中國家,是不符合「衡平」原則的,因此,已開發國家在要求開發中國家執行同等野心的減碳作為時,也需要幫助開發中國家進行低碳轉型與永續發展。

「全球盤點」的討論中,「衡平」是各國都支持的論述。
圖片來源;Art+marketing

然而這次談判中關於「衡平」的討論,幾乎可以說是「雷聲大雨點小」。各國雖然不斷的重申「衡平」 的重要性,卻未見大會或國家提出有關「衡平」該如何執行。最新版的草稿去除了較早版本中對於「衡平」在界定質化 (qualutative)、量化 (quantatative) 資訊的要求,僅留下「公平並具有企圖心」(fairness and ambitious) 等較為含糊的文字。

左方紅底的文字是談判中被捨棄的文字選項,右圖為最新的協商版本。
圖片來源:UNFCCC 談判文件截圖

2. 透明度框架 Transparency framework

為了落實「全球盤點」的「盤點」工作,各國需要向聯合國提交自己在「降低碳排放」、「因應災害的對策」、「對外資金與技術援助」等工作上詳盡且有效的資訊。其實「透明度框架」在整個《巴黎協定》中相當重要,也有一獨立條文 (Article 13) 明文列舉。

概念上很簡單,但魔鬼總是藏在細節裡:如何可以稱作「詳盡且有效」?哪些資訊又需要被提供才能真正落實盤點?哪些資料又能夠有代表性?資訊來源的討論可以說是這次會議在「全球盤點」議題上的工作重點之一。

經過將近兩週的討論,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小組和各國談判代表把最初冗長的文件精簡化,刪去未有明確定義的詞彙,多以《巴黎協定》既有的討論事項為依歸。
可喜的是,在「全球盤點」的議題上,各國都願意採用 IPCC 的科學報告作為依據。縱使在隔壁棚「附屬科技諮詢機構」(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 的會議戰場,各國正為此吵得不可開交。此外,公民團體的意見在 12 月 15 日上午的草案版本中,也被列為「全球盤點」的正式資訊來源之一,這也讓未來各國非政府的獨立研究、倡議團體能夠更有發揮的舞台。

在 12/15 上午的「全球盤點」草案版本中,公民團體最在意的「科學」與「非國家利害關係人」(non-party stakeholder) 仍被保留在文件中。
圖片來源:UNFCCC 談判文件截圖

3. 未竟之業─損失與損害 (Loss and Damage) 與促進性對話 (Talanoa Dialogue)

「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與「促進性對話」(Talanoa Dialogue)可以說是這次「全球盤點」的制定過程中最令人糾結與遺憾的兩個議題。兩者被屏除在談判結果之外的原因不盡相同,但似乎都是各國利益角力下被交換的籌碼。

(1) 損失與損害

最早提出「損失與損害」概念的小島嶼國家聯盟及低度開發國家,希望透過將損失與損害納入 UNFCCC 的機制,給予遭受極端氣候事件影響的國家災後補償。相對於既有的國際氣候基金以援助的角色幫開發中或較脆弱的地區進行調適行動 (Adaptation),如綠色氣候基金 (Green Climate Fund, GCF) 與調適基金 (Adaptation Fund, AF) 的運作,「損失與損害」更強調的是對氣候災難發生的咎責 (liability) 與補償 (compensation)。

可想而知,一旦講到了氣候變遷的責任,已開發國家當然是難辭其咎,若要再進一步討論咎責之後的補償,更是讓這些過往的碳排大國跳腳。雖然「損失與損害」的議題主要是由 UNFCCC 之下的「華沙國際損失與損害機制」(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管轄,應是明年 COP25 才要討論的重點,但為了不讓咎責、補償的概念被套用在《巴黎協定》中,已開發國家的談判代表們可以說是用盡了全力避免此事。

上圖為 COP24 會議剛開始的「全球盤點」草稿,下圖為 12/15 早上釋出之草稿。原先明確被列在條目中的「損失與損害」項目,幾經協商後,最後只留在註腳中,成為調適相關條目的註解。
圖片來源:UNFCCC 談判文件截圖

(2) 促進性對話

「促進性對話」最初被提出是在 2015 年 COP21 的決議文中,希望透過完善的溝通,讓各國的 NDCs 減碳成效能夠愈來愈好。去 (2017) 年 COP23 的主席斐濟總理提出了太平洋島國的 Talanoa 會議形式,以故事的方式讓與會者回答三個問題:我們在哪裡?我們要去哪裡?我們要怎麼去?再將眾人的故事歸納成進一步的減碳目標。

Talanoa的討論為氣候注入了新的活力。原先冰冷的議題論述會場突然間多了許多人味,自去年 COP23 以來,世界各地的氣候故事不斷的被提出、看見。可惜的是,這波「說故事」的運動還未知其是否能有效地回饋到新版 NDCs 的撰寫。

在 COP24 談判之初,Talanoa 的三個問題原本被含納在「全球盤點」草案文件的方法論當中,然而相關條目卻很快地在下一次的更新版本中被移除,筆者與一同在議事廳現場旁聽談判的夥伴也未聽聞國家之間對此項目意見衝突。即便到了談判即將結束的當下,會場中也僅有環境 NGO 社群 (ENGO) 與青年 NGO 社群 (YOUNGO) 對此表達抗議。

COP24 談判文件中,被消失的 Talanoa Dialogue
圖片來源:UNFCCC 談判文件截圖

時至波蘭時間 12 月 15 日晚間 7 時,各國談判仍在進行中,大會閉幕會議時間也尚未確定。相較於其他議題,「全球盤點」爭議已經算相對小的。除了在其他面向的「透明度框架」與「損失與損害」的爭論,「碳交易」相關制度的爭論也是會議延宕的主要原因,更別提先前少數大國不願「歡迎」IPCC 科學報告的爭議了。

在這氣候災難此起彼落的時代,《巴黎協定》給了眾人一條能夠繼續向前航行的生命線,只望在各國利益角力的同時也能夠顧慮正在因為氣候災難受苦的人們,並且把「時間」也納入談判的考量。

畢竟不論你是 “noted” 還是 “welcome” IPCC 的科學報告,距離 1.5°C 大關我們也僅剩下 12 年了!





COP24

COP24氣候大遊…

  波蘭時間 2018 年 12 月 08 日   

從COP24開幕以來,12/8的波蘭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大晴天,彷彿是為了氣候遊行做好準備,讓來自世界各地關心氣候變遷的公民團體得以順利一同走上卡托維茲的街頭,每個人懷抱著對於氣候變遷的訴求,一起高喊氣候行動的急迫性。


圖1. 公民團體帶著寫有各自理念的標語牌,為了中午12點開始的遊行,在遊行起點集合。


圖2. 雖然不同公民組織的宣傳標語不盡相同,但是大家發揮各自的創意,為了氣候共好齊聚一堂交流氣候行動經驗。

圖3. 主辦國波蘭COP期間調度大量警力戒備,遊行當天也看到騎著馬的巡警。


圖4. 遊行隊伍尾端跟隨了大量警力,遊行隊伍的兩旁也以一定的間隔安插警察與遊行民眾隨行,控制遊行隊伍在規劃好的路線中。


圖5. 遊行當中常使用節奏性強的口號,例如「What do we want? Climate Justice! When do we want it? Now!」,也有很多公民團體會利用一些簡短好記旋律將理念置換到歌詞中,或是用一些原創的歌曲來唱出心聲,一邊遊行會帶領大家一起跟著唱。例如性別與婦女NGO社群領唱的歌詞,倡議將化石燃料留在地底,不論是煤炭、石油、油砂或天然氣,為對抗氣候變遷,都應減少並轉型為不使用,因而唱出「將煤炭留在山洞裡,將石油留在土壤中,將油砂存留在沙底,讓天然氣存於土地」的歌詞 (Keep the coal in the hole, keep the oil in the soil, keep the tar inthe sand, keep the gas in the land)。


圖6. 非常搶眼的永續發展目標聖誕老人和李奧納多頭像旗幟。

圖7. 遊行當中為了響應明年三月的Earth hour活動,TWYCC的夥伴們也秀出身上的Earth hour的T-shirt,希望能夠帶動後續活動。


圖8. TWYCC的夥伴們一同專心注視氣候遊行。


圖9. 結束直播任務的夥伴柏任也趕上遊行隊伍。


圖10. 遊行隊伍聚集到COP24會場外,一起對會場內部的各國代表提出訴求。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COP24 代表團張寒瑋說:「如同很多國家代表在會議的促進性對話機制提到,當我們一起走,我們可以走得更遠,TWYCC希望可以把這些公民團體的創意和模式帶回台灣,吸引更多的新推客一起走得更遠。」能夠見到願意為氣候而發聲的人們,讓TWYCC的夥伴感到在氣候行動的路上並不孤單。

   
COP24

【COP24 現場…

撰文 / 莊凱鈞、張寒瑋

聯合國第 24 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 (COP24) 第一週會期即將在 12 月 08 日星期六告一段落,經過星期日的休會後將進入第二週會期。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TWYCC) COP24 出國代表團也完成第一週階段性任務,持續追蹤巴黎協定、全球盤點 (Global Stocktake, GST) 談判進度外,也投入促進性對話機制 (Talanoa Dialogue) 的青年倡議與討論,此行 TWYCC 成員在多場周邊會議 (Side Event) 分享,包括官方周邊會議「回應氣候脆弱度的多元利害關係人氣候調適行動」,以及韓國館、泰國館等國家館展區內舉辦的周邊會議。

12 月 06 日 TWYCC 擔任講者的第一場周邊會議「回應氣候脆弱度的多元利害關係人氣候調適行動」由綠色生態俱樂部 (Green Club) 及摩洛哥卡迪阿亞大學 (Cadi Ayyad University) 共同主辦,邀請到來自《IPCC 1.5°C 特別報告》第一作者群的 Daniela Jacobs 博士擔任開場講者,席間並有德國、摩洛哥與台灣的專家及參與者,從國際、區域、國家、地方政府及青年等多層級角度,分享在氣候變遷下如何對於氣候脆弱度有所調適。TWYCC 的分享者為 COP24 出國代表團的莊凱鈞,其分享脈絡從氣候脆弱度切入旱災與淹水對於台灣的影響,並引介 TWYCC 今年發佈的青年氣候宣言。

凱鈞引用「TWYCC 青年氣候宣言」的文本 01、文本 07 及文本 11 作為分享案例,前兩個文本著重在探究政府與農人兩方利害關係人的關係,文本 11 則是呈現極端氣候下使農地保有韌性及永續力的情境。這次的演講也發生了一些小趣事,凱鈞挑戰不帶講稿上台,結果因為前方螢幕的字太小,出現幾次必須轉頭一百八十度看後方螢幕投影片的可愛情景,在演講當下真是擔心他會不會扭到頭。會議最後的問答時間,有一位聽眾提問說該怎麼填補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資訊落差?凱鈞回答道,他認為政府的專員必須與農民長期相處一段時間,在農村持續一段時間的田野調查,才會知道農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圖:莊凱鈞於周邊會議分享 TWYCC 青年氣候盤點第一階段成果

12 月 06 日 TWYCC 受邀參與的第二場周邊會議為韓國館所舉辦「亞洲青年對話:2030年溫室氣體策略路徑與糧食安全」,主辦的組織為韓國綠色環境青年 (GEYK),參與的講者分別來自 TWYCC、中國青年氣候網絡 (CYCAN) 及日本氣候青年 (CYJ)。TWYCC 由 COP24 出國代表團張寒瑋擔任講者,分享台灣青年對於與糧食安全相關的氣候政策的觀察和討論,講者們分享各自的國家氣候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如何影響糧食安全,也都介紹了 NDCs 的執行現況,說明減緩政策的不足之處,並強調全球暖化可能影響各地農業生產的穩定性,進而威脅糧食安全。東亞地區的農業目前共同面對的問題包含了務農的人力老化;大豆、玉米等作物高度依賴進口;稻米消費量減低以及氣候極端天氣事件所帶來的災害等,而這些問題都可能成為未來氣候變遷情境下糧食不安全的原因。

回應糧食安全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問題,GEYK 代表提出韓國的智慧農園和都市農業的經驗;CYCAN 代表根據促進性對話機制(Talanoa Dialogue) 的三個問題:「我們在哪裡」、「我們想前往何方」及「我們如何抵達」剖析中國在 NDC 中執行的不足之處,強調持續的減緩行動為 CYCAN 對氣候問題的承諾;CYJ 代表建議應提高民眾對於糧食安全的警覺,維持農地數量改善生產,並強化農業出口技術。TWYCC 則分享三年盤點計畫中農業小組今年的議題研究方法和成果,透過訪談實際理解農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落差,並在「2018 TWYCC 青年氣候宣言」中提出問題以及可能解決方案。發表結束後,各青年團體代表也與觀眾進行交流,透過觀眾的提問激盪東亞青年對於糧食安全現況的想法和見解。

圖:張寒瑋於韓國館分享台灣青年對於與糧食安全相關的氣候政策的觀察和討論

推客專欄

【COP參與國家】…

 

氣候變遷與美國真可說是充滿了愛恨糾葛,我們很難一言以蔽之地說美國願意或不願意對抗氣候變遷。近年川普因為退出了《巴黎協定》飽受批評,其實早在2001年,小布希也曾因為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而讓全球譁然。

 


美國總統川普於2016年競選期間接受福斯新聞台(Fox News)訪問談論氣候變遷片段

 

然而憑藉兩位總統的決定就能斷言美國,這個擁有3.2億人口的世界強權國家,不願意面對氣候變遷嗎?相反的,兩部最知名的氣候變遷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洪水來臨前》卻也都出自美國,許多再生能源與因應極端氣候的調適也十分仰賴美國的技術輸出。

到底?!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搖擺不定的美國,到底是在糾結什麼呢?

 

 

可怕的金權政治(Money and Politics)

在解析美國的氣候變遷的立場以前,我們必須先花點時間了解美國的選舉現況。

美國身為最老牌的民主國家,政治架構清楚地分成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其立法機構則有參議院 (Senate)與眾議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所構成,而參議員、眾議員皆是由美國各州的人民直選而出。各州地方政府和地方議員也皆是如此。一套很標準的民主程序,每隔兩年都會上演一次。

但在如此堅實的民主制度中,財團的觸角又是如何深入核心的呢?

由於近代以來大眾媒體的選舉操作,候選人的支持率愈來愈仰仗其「知名度」。選舉時重點並非提出合適的政見,而是創造話題與炒熱新聞。候選人的選舉團隊需要包含各種輿論操作、民調分析、選舉策略等等需要「花錢」的專業,遑論大大小小的平面文宣和電視廣告。因此「競選經費」成了候選人是否當選的關鍵指標,而能夠取得足夠「政治獻金」的候選人,也比較容易受到美國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提名。

不但如此,在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聯合公民釋憲案(Citizen United)」更將財團對於候選人的政治獻金視為「言論自由的延伸」,讓財團能夠給予特定候選人無限上綱的競選金費支持,更讓有錢人比其他選民更容易影響選舉結果。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美國主流民意所支持的政策往往無法受到重視(如槍枝管制、全民健保、減少戰爭、大麻合法化…等等),而氣候變遷也因為在本質上與石油、煤炭等利益團體的獲利空間直接衝突,強力推行氣候政策的候選人不容易拿到比選區競爭對手更多的競選經費,也會因為政黨的利益關係而不容易被提名而成為候選人。

 

 

氣候懷疑論(climate skepticsm)與假平衡(false equivalence)

在談論氣候變科學的時候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97%以上的科學家認為氣候異常和人類活動有關。」既然這都已經確知為氣候變遷的科學事實,為何還有3%的科學家反對呢?

美國有一些研究機構仍在出版有關氣候變遷懷疑論的相關研究,如哈特蘭研究機構(Heartland Institute)、美國繁榮協會(Americana for Prosperity)等保守派智庫。他們大多不會直接否認氣候變遷的存在,但時常提出氣候變遷「可能」不是人為所造成的假說。雖說科學上的真理應是愈辯愈明,但這些保守智庫只要創造出「氣候變遷的真偽還在討論」的氛圍,化石燃料集團就有進一步操作輿論的空間。

另外,由於過往被視為中立的主流媒體在處理爭議議題的時候,都是將爭議議題的正反兩方邀請到電視節目上進行辯論,如CNN、CBS等新聞。然而,只要「氣候變遷的真偽還在討論」的氛圍還存在,討論此議題的時候就無法忠實呈現科學界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

舉例來說,在報導氣候變遷爭議的時候,CNN的主播會在節目中邀請一位支持氣候變遷的科學家(不知為何時常都會是Bill Nye),與一位反對的科學家進行辯論。雖然確實呈現了「平衡報導」,讓觀眾接收到了兩方的資訊,卻會讓觀眾有此議題仍是50%:50%的錯覺,而無法反應氣候科學已有97%的科學家達成共識的事實,也就是所謂的「假平衡(false equivalence)」。

 


氣候科學家Bill Nye和保守智庫Heritage Foundation代表Nick Loris於新聞中辯論「氣候變遷是否是人為」的片段

 

雖然在邏輯上,這些科學家、媒體在這些行為上並未嚴重的違反其行業中的職業倫理–科學本該被挑戰、媒體本該平衡報導。然而追本溯源之後就會發現,上述那些提出反氣候變遷保守派智庫的研究金費都是由化石燃料利益集團所贊助、媒體新聞自由也往往受到財團暗中挾持。金權的惡形惡狀在輿論操作上無處不見,族繁不及備載。而反對氣候變遷的輿論只要在社會上蔓延,受到石化金權護航的政治人物就更有機會執行不利氣候變遷的政策。

 


電影《洪水來臨前》中直接點名反氣候變遷智庫(think tank)與石化財團關係的片段

 

 

脫離金權的魔爪–公民自主

在這篇文章寫作的同時(2018/11/18),美國加州正因乾旱受到森林大火的肆虐,已有66人喪命。以往數十年一見的大型森林火災在極端氣候之下也成了新的常態。去年九月美國位於加勒比海的領土波多黎各遭逢史上最大的颶風災難,一年後的今天累積死亡人數高達4600人。縱使政客否認、媒體怠慢、財團在暗中上下其手,再多的操作也無法消弭氣候變遷愈來愈嚴重的事實。

隨著社群媒體愈來愈發達,政治參與的管道也逐漸不再被傳統的兩黨政治與主流電視媒體所壟斷。當人民有愈來愈多發聲的權力,改變就可能發聲。

自從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開始,民主黨初選參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所提倡的「拒絕財團政治獻金」、「小額募集選舉經費」開始在全美發酵。當年他以平均每筆捐款$27美元,募得了一億八千多萬美元,創下小額募款的紀錄。不拿財團的好處、以理念與政見說服選民支持才能確保候選人能夠實踐人民所想望的政見。

雖然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中最後還是敗給了希拉蕊,但小蝦米差點扳倒大鯨魚的戲碼卻也讓幾乎對金權政治現實絕望的美國選民再次燃起希望。

 


Bernie Sanders 2016年民主黨初選的「長輩圖」文宣

 

2018年是美國的期中選舉(Midterm election),將改選部分參議員與眾議員的席次。一支由Youtube獨立媒體 The Young Turks與Secular Talk所發起的「正義民主黨(Justice Democrats)」運動竄出。這群倡議者號召一般民眾加入民主黨、參與其黨內初選,但從舉辦候選人海選、政策理念傳播,到選舉經費小額募款等,全部都不仰賴民主黨既有的金權結構而獨立運作。在眾多的政策理念當中,阻止氣候變遷惡化並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也是他們的重點之一。這次的期中選舉,在海選後得出79位候選人參與民主黨黨內初選,26位獲得民主黨提名,最後有7位「正義民主黨」的候選人成功進入美國眾議院,正式將沒有財團污染的聲音帶入國會的殿堂。

雖然在435席的眾議院中,7席僅是九牛一毛。然而,一旦在社群媒體愈來愈發達,政治人物的新聞、政見、發言的真偽愈來愈能夠受到選民的檢視,財團也就愈沒有左右選舉的空間。

我們期待美國草根的力量能夠繼續延燒到2020的美國總統大選,讓真正願意對抗氣候變遷的民意能夠被選入美國白宮,美國這個史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國也才能真正開始採取氣候行動!

 


甫才當選紐約市眾議員的「正義民主黨」成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與氣候倡議者一同佔領民主黨黨魁Nancy Pelosi的辦公室,訴求民主黨高層應更重視氣候變遷

 

 

 

推客專欄

【COP參與國家】…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以下簡稱歐盟)是根據1993年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所建立的政治經濟聯盟,現擁有28個正式成員國,經濟上為僅次於以美國為首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依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中的分類,歐盟的會員國皆為「附件一國家(Annex I)」,同時包括已開發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economies in transition, EITs)。

 

圖、歐盟會員國分布圖

 

歐盟對氣候變遷的立場

歐盟自1991年起便開始對氣候變遷採取因應措施,除了較早開發潔淨能源以外,高漲的環保意識使以環保為訴求的綠色政黨在各會員國中有一定的支持率,這些背景促成在斯本條約中使氣候變遷在歐盟取得憲法性條約基礎的保障。因此與如美國等高碳排的已開發國家相比,歐盟較積極應對氣候變遷,傾向提出比美國高的減碳目標。但在要求開發中國家分擔碳排的立場則跟美國一致。

 

歐盟的氣候行動

為了對抗氣候變遷,歐盟的氣候政策、立法和活動可分為以下六大行動領域:

  • 較少汙染能源的更有效的運用
  • 乾淨和更平衡的運輸選擇
  • 更環境友善的土地利用和農業
  • 更永續的城市
  • 更具氣候韌性的社區
  • 減少經濟中所有領域的碳排放

 

歐盟的國際氣候行動則主要可分為氣候談判、雙邊合作和國際氣候融資三類:

1. 氣候談判

作為UNFCCC締約方,歐盟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因此在相對應的大會CMP和COP都沒有缺席,並參與國際相關論壇如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八大工業國組織(G8)、二十國集團(G20)、能源和氣候主要經濟論壇(MEF)、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和國際能源署(IEA)。

 

2. 雙邊合作

為了解決氣候變遷衝擊,氣候行動也是歐盟外交政策之一,歐盟與非歐盟國家或區域透過上述的論壇或其他機會商討氣候政策,進行雙邊對話和合作,達成共享專業知識、資金支援、技術轉移和研究整合。合作的區域如OECD國家、附件一國家、新興經濟體和其他區域團體。近年來也與中國、印度、南非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國進行雙邊會議,產出雙邊政治協議。

圖、歐盟與中國於2018年7月16日在北京進行高峰會

 

3. 國際氣候氣候融資

為了實踐巴黎協定,必須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在歐盟的報告中,2017年歐盟已對發展中國家投注28億歐元的氣候融資,並承諾2014至2020年投注至少140億歐元(每年20億歐元)。這些氣候資金透過以下管道提供:

  • 「旗艦型計畫-全球氣候變遷聯盟」(Global Climate Change Alliance+,GCCA+)作為歐盟提供開發中國家氣候行動資金的管道,從2008年開始,共有450,000,000歐元投入超過六十個國家和區域的行動,目的為強化EU和發展中國家氣候變遷政策對話和合作,特別關注最脆弱的低開發國家和小島國家,優先領域包含氣候變遷主流化至國家發展策略;增加韌性以及支持調適和減緩策略的公式化和實踐。 
  • 「歐盟對外投資計畫」支持氣候相關發展計畫,鼓勵投資非洲和歐洲鄰近地區於公私領域進行可持續的發展。
  • 持續投入巴黎協定所訂定的100,000,000美元目標,歐盟的資金來源預計包含公私領域、雙邊、多邊和替代的財務資源,2016年歐盟與其他投資者曾發表了針對此目標的策略圖,但目前歐盟官網的策略圖網路連結已失效。 
  • 從2014年開始,綠色基金的總承諾為103億美元,其中歐盟會員國承諾47億美元,部分會員國自主貢獻約每年95%來進一步確保調適基金的運作。 

 

歐盟在COP中的影響力

歐盟透過上述的各項氣候行動,在全球氣候議題上奠定領導地位,因此在COP中的發言具有相當的份量,尤其在關於資金與技術所採取的態度經常影響其他已開發國家,即使是處於霸權角力的美國和中國,在氣候談判中也會尊重或是參考歐盟的意見,關注歐盟的動向。歐盟具有內部深化公共輿論的能力以及草根性基礎,也使其在COP中更關懷氣候變遷下基本人權相關的各項議題,帶領各國共同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推客專欄

COP大事件-《京…

 

《京都議定書》:由開始走向盡頭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的目的是控制人為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談判國在每一年的 COP 大會產生決議,透過國家間的合作與共識,進行減緩或調適行動。在第三次的 COP 大會 (COP3),談判國們就決定應該先由歷史責任排放較多的已開發國家開始進行減碳任務,因此在 1997 年通過了《京都議定書》,要求公約附件一當中的 38 個已開發國家擔起溫室氣體減量的義務。

《京都議定書》的目標為控制人為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簽署條約的「附件一國家」被賦予了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義務。1997年COP3大會決議通過後,在各國國會陸續採行通過的同時,慢慢地建立起了許多減碳的機制與概念。如COP6通過了「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確立了「碳權」的概念;2003年的COP9則是建立了「調適基金 (Adaptation Fund)」,協助各國減輕極端氣候的傷害;「碳匯(carbon sink)」、「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等機制與概念也在後續的會議中陸續被決議通過。

然而,事情並未如想像中的順利。自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即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導致《議定書》的效力矇上了一層陰影。《議定書》中具法律強制性 (legal-binding) 的責任,令各國在「減碳」與「經濟發展」之間十分抉擇。因此,2008 – 2012年的「第一減碳承諾期」中,僅有28個國家提出減碳承諾。在大多數碳排大國都未能提出承諾的情況下,「第一減碳承諾期」只涵蓋了全球18%的溫室氣體排放。2009年COP15哥本哈根會議,原先預定要規劃2012年以後的減量計畫,兩週的會議卻以毫無進度告終,令全球氣候倡議者感到十分錯愕。

在各國未能達到共識,而美、中兩大碳排大國不斷抵制的背景下,《京都議定書》終於走向了崩解。2011年,加拿大率先退出京都議定書,日本、紐西蘭、俄羅斯也不願在「第二承諾期」提出進一步的計畫。各國在2012年的多哈會議上通過了《多哈修正案(Doha Admentment)》,延續了「第一減碳承諾期」的目標至2020年,卻也讓各國意識到《京都議定書》的氣候談判架構走到了盡頭……

 

《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由下而上的力量

在2009年COP15哥本哈根會議宣告失敗之後,氣候倡議者意識到《京都議定書》已經大勢已去:大國們不願擔當減碳責任、閉門會議資訊外洩,甚至連已退出《議定書》的美國也在一旁講風涼話。2012年的COP15《多哈修正案》,除了將《京都議定書》的框架從2012年延續至2020年,也確立2015年必須要產出「後京都議定書」的條約。

而這項條約也就是後來通過的《巴黎協定》。

有別於《京都議定書》的設定,《巴黎協定》不再使用「溫室氣體減量」作為各國對抗氣候變遷的標準,而是以「升溫上限」作為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標 — 1.5℃ 和 2.0℃ ,在22世紀來臨之前。

不僅如此,《協定》記取了《議定書》的教訓,不再以聯合國的權威「由上而下」的賦予各國減碳的義務。除此之外,減碳也不再僅是「附件一國家」的任務,而是所有國家必須自主提出的《國家自願減碳貢獻》。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去達成各國「共同但有區別的減碳責任」。

這樣的前景固然美好,但各國在《協定》後續的討論卻仍顯得扭扭捏捏。對於開發中國家引頸期盼、希望能夠協助他們度過極端氣候災害的「綠色氣候基金」仍然沒有得到已開發國家足夠的資金承諾;各國對於如何檢視彼此《國家自願減碳貢獻》的機制爭論不休;約定好在2020年以前要落實的《多哈修正案》減碳承諾,各國也顯得意興闌珊。

2018年12月,距離2020年正式啟動《巴黎協定》剩下兩年。UNFCCC大會預期要在這一次的COP會議上通過「巴黎協定規則手冊(Rulebook)」與「促進性對話(Talanoa Dialogue)」,希望能夠透過這兩個機制的實行,讓各國的氣候承諾不但可以被落實,也能夠不斷的往共同的目標前進!

 

 

推客專欄

和你想的不一樣:運…

文/邱智萱

 

 

這次GST運輸小組來訪問了交大運輸管理與物流系所的卓訓榮教授。

 

記得,那天是炎熱的一個下午,
一看到卓教授時,教授親切地和我們打聲了招呼,給人一種和藹可親的感覺,
經過本次訪談完,發現教授其實是一位對於運輸有著自己的藍圖與理想,
教授對於目前一些運輸政策有些期許,
把這些希望,放在我們這些年輕人身上…..

 

公共運輸從服務運具走向環保運具

剛開始,卓教授表示「最早台灣經濟尚未發展,公共運輸扮演非常重要交通運具,服務水準的提高,可透過增加路線、擴大服務範圍、和增加班次。當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後,個人運具擁有越來越多,尤其機車的擁有,使得經濟活動很少使用公共運輸,當然也造成了道路的壅擠。直到公車專用路線、捷運系統的提供,慢慢使得公共運輸和私人運具取得平衡。現在,很多經濟活動也透過公共運輸完成。」卓教授補充,早期公共運輸的推廣,是賺錢的路線,搭配不會賺錢的路線(像是偏遠路線)來提供服務,目前改為虧損補貼,由政府編列預算來維持服務路線。

接著我們繼續提問,那為什麼有些城市致力於推動公共運輸,但公共運輸使用率卻無法有效提升? 教授說道,無論是基於減緩交通壅擠或為環保因素,當政策希望再降低私人運具提高公共運輸使用,首先要清楚活動的起訖點(Origin /Destination),再依據需求設計公共運輸幹線或路網。另外,各個都市化層級不同,對公共運輸的供給也會不同,所以政策上的設計須更精緻。

然而,除了基本的公路運輸,還有一種新的服務方式 – 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emand Responsive Tranportation System, DRTS),這個是利用共乘的方式,避免資源浪費,所提供的一種運輸服務方式,但是需要預約與等後共乘人數,若不想等候那就是目前計程車。教授認為DRTS是費用攤提的問題,目前已有從台中透過預約共乘到桃園機場的服務,若要將這種服務納入公共運輸,政府是否也要提供補助策略,還是由民間依需求去推動。

 

關於公共運輸的最後一哩路

這時的我們,想到相較於已經有較完善的公共運輸網絡,有些地方是公車或是公共運輸無法到達的地方,那該怎麼辦呢?

現實生活中,的確無法真正仰賴單一一種運具,就到達我們想去的目的地,因此政府必須設法建立更多轉乘點,讓民眾去使用,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提高民眾使用公共運輸呢? 教授解釋,公共運輸是從需求端的調查,再到供應端的規劃設計提供,若供應端設計得好能契合需求,需求自然就會慢慢被”養”出來。

筆者認為,既然無法仰賴單一運具完成一個旅次活動,那連接公共運輸的前後一哩路(無縫轉乘)相信是很重要的,無縫轉乘不外乎是去認清運具的特色,若拿一個只能服務”線”的運具,去服務面(機車、汽車)的需求,畢竟不可能為了少部分人開出一個路線,相信沒有很多人搭乘的路線會導致虧本,效果也不佳。因此,教授建議為了解決公共運輸的前後一哩路,可在公共運輸的轉乘站提供停車位或是共乘運具,作為最後一哩路的轉乘。

 

這路上,最迫切的運輸議題

面對現今PM2.5之空污議題盛行,教授希望能將公車專用道上的公車汰換成電動公車,因為專用道上公車密度高,排放PM2.5的量也大,當民眾在等公車的同時就會吸入大量PM2.5進入身體內,因此電動公車是短期內需要盡快達到的目標,電動公車續航力要滿足只限在晚上充電、白天行駛,不僅可以在夜間使用離峰電價,也不會造成電力負擔,想想也是一舉兩得啊! 最後,教授也提到了,氫燃料電池是發電機,可降低對電的需求,目前國內已經有氫燃料電池機車生產能力,政府應可積極扶持供應鏈完成,降低汽油機車排放PM2.5,和降低電池機車的用電需求,達成2035年的全電動機車政策。未來政府如果能夠推廣研發氫燃料電池公車,把這項技術行銷到全世界,這將會是一個令台灣值得驕傲的技術。

 

目標永遠不會被改變

不論是在氣候變遷,還是運輸方面,我們追求的目標不外乎就是減碳、減碳,還是減碳(雖然公共運輸的原始目的不是這個),在當今時代,各國都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因此,都需要大家一起搭乘大眾公共運輸、參與減碳,為我們的未來努力。

 

 

GST

地熱發電不可行?

 

汩汩的白煙被青山環抱,和蒹葭蒼蒼互映成了美極了的景緻。

翠草起伏綿延如浪,偶有不自然的小斷崖露出大地暗色的肌理,卻也在時間的打磨下顯得調和。

「這裡好久以前曾發生過土石流,但反正附近也沒什麼居民,就算是大地自然的活動筋骨吧!」地熱電廠的開發商先生和我們說道。

他帶著我們環走清水地熱地區的數口地熱井。這些早在民國六零年代便「開了天窗」的地底熱源至今仍然火熱。傳聞它們都是當年那還對台灣自產石油、天然氣的政府逐夢的痕跡。結果20多口井鑿了下去沒半點油氣,倒是成了民眾遊憩的好去處。

在山腳下的「大」字路口,有幾個販賣生雞蛋的攤商,專門給來向「溫泉蛋」朝聖的觀光客。雖然清水地熱園區仍在整修階段,遠處仍看得見零落幾叢的人群聚在冒煙的小熱水坑旁,大概也是在煮蛋吧。

 

七零年代因應國際石油危機,政府開始在台灣土地上尋覓替代能源。我們的第一批風力發電計畫和第一座地熱發電廠就再這麼風雨飄搖的年代中誕生。井深約1500公尺搭配閃發式(flash steam)的發電機組,炙熱的蒸氣為蘭陽的地熱篇章衝出了第一度電。3MW的裝置容量有六七成的發電效率,每小時發出兩千多度電。

至少維基百科和各種地熱文獻都是這麼說的。

然後就是對於結垢管線和枯竭水源的描寫,溫泉水中的碳酸鹽類從地底翻騰上陸後,一點一點的結成了白色的垢,一層層的貼著管線和設備的表面,讓發電機愈來愈不靈光。然後這台地熱初號機就發不動了。

看著仍在泉邊的石頭上生長的垢兒那樣晶瑩無害,很難想像它就是讓初代機組蒙塵的病因。

白色的碳酸鹽類結垢

或許也同時讓上一代人對地熱的信心蒙了塵吧。自清水地熱電廠以後,地熱幾乎就沒有再為台灣能源發出一度電,而一旁的溫泉園區倒是成了人們的「趨」暑勝地,假日總是被煮蛋的人潮擠得水泄不通。

「大熱天還跑來玩熱水的人還真不少呢!上面燒下面也燒,總是會有人中暑被送下山。」開發商先生略帶戲謔地說。

熱鬧與寂寥,在這個方圓不及一公里的山坡地。鏽斑和青苔爬上了早已停機的電廠,一旁不遠處的自然出水口仍規律的吐著白煙。

「其實我們已經都準備好了,一直在等台電來給我們掛錶。」開發商先生無奈地和我們抱怨「機器一直放著也是會壞掉的,但是又沒辦法併上電網,我們只好把發的電拿來燒熱水。」

發電中的閃發式發電機組

開發商先生和他的夥伴們也是挺浪漫的人。他的合夥人(就暫且稱他為合夥人先生吧)是當年推動監督立院和反核四的活躍人士。後來國會開始有了直播、核四也停下了,合夥人先生開始尋找能夠穩定發電的再生能源,地熱便成了他進一步倡議的行動。

不僅僅是倡議,先前訪問到的合夥人先生說他在一場研討會後,發覺地熱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太陽能要靠會下山的太陽、風力會有時候會沒風,只有地熱是穩定的!只要挖得夠深,到處都可以發電!」合夥人先生眼睛發亮的粗聲說著。後來他跑到日本買了張發電機的設計圖,在國內找了位機械所先生合作,眼前這尖聲作響的發電機就這樣了。

「我有找過國內的發電機製造商,他們說這種程度東西絕對可以量產!」合夥人先生繼續說:「真的沒有什麼難,只要政府給我特許,我就生100MW的地熱給他們!」不愧同是倡議與實踐人士,說話總是那樣的豪氣。他也說現在國內淺層地熱發電已經成熟了,做起來只是時間問題,他要來做深層地熱發電,讓全台灣「一鄉一地熱」,實現「分散式能源」的夢想!

不過也如多數的夢想一樣,他們也還在碰壁。位於宜蘭某工業區的預定地在環評和工業區用地規範裡打轉,另一處的預選地則是糾結在《森林法》和《電業法》當中。

而在旁的自流井還在冒煙,開水也還在燒。

廢棄電廠旁正在冒煙的自流井

然而對於這些國內的築夢者來說,現在最大的關卡還是錢。就算用盡當前最新的科學技術推敲,實際鑽井後水不夠熱的還是高達一半的機率,這讓地熱廠商很難和銀行合作。誰會投資一個一開始就是一半的賠錢機率、即便成功也要數年才能回本的生意呢?

 

「其實政府可以。」在另一場研習中一位地質所先生說:「政府不需要自己花力氣來蓋,只要提一定的補助讓廠商作為鑽井失敗的避險基金,就可以有效提高民間開發地熱的意願。」

地質所先生講的是土耳其模式。土耳其政府透過初期的高額補助,分攤風險最高的初期鑽探成本,讓廠商不至於因為鑽探的失敗就全盤皆輸。

「地熱發電有一點像是和大自然對賭。不管事前做了多少確認,實際的地底溫度也要鑿井後才能知道。但這也是政府最可以做的:去創造一個有利民間廠商的環境,而不是強迫一兩個笨重的國營企業去寫計畫、去接受新的營運方式,它們不可能做得起來。」地質所先生說得語重心長。

雲霧與白煙夾雜的大屯火山區

「這裡的發電機哪去了?」我指著一處和網路新聞的照片上極為相似的場景,那是一篇官方研究單位做出了雙循環地熱發電機的揭牌儀式報導。

「幾年前就搬走了,好像搬到其他地方去試機。」開發商先生說。

但我沒找到它後續的消息就是了。

開發商先生帶著一行人繞了一圈,慢慢的走回了發電廠。愈走進,發電機尖聲運轉的聲響愈是澎湃,連帶著心情也不禁激動了起來。

生鏽停擺的國營舊機、發電空轉的民營逐夢、空蕩尷尬的部會計畫,只有修整中的遊憩園區叮叮咚咚地不斷向前。而一旁的天然水泉仍不斷流轉著,一幕幕倒影著我國地熱的前世今生…

 

地熱發電不可行?

 

嗎?

朝地熱井傾身一探究竟的TYCS參訪學員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